第19章 商议出版抗战歌集
冼星海成了自由职业者，再次靠教学生学小提琴为生。尽管生活清贫，但他的精神却愈发充实。他应救亡歌曲运动者的请求，时常前往“民众”“量才”“怒吼”“立信”“晨风”“华联”“吼声”“业余”“扬子江”“蚁社”“沪西”等歌咏团体义务教唱歌曲、担任指挥。虽然没有报酬，但每当看到那些年轻的面孔在歌声中焕发出坚定的光芒，他的心中便充满了力量。
每个星期日下午，各歌咏团体的负责人都会聚集在二白渡桥附近的一栋大楼里开会。这栋大楼属于“中华**女青年协会”，每到星期天便空无一人，正好成为他们秘密聚会的场所。冼星海也参加了他们的聚会。这里，成了他们讨论救亡歌曲、策划抗日活动的根据地。
这天，参加会议的人格外多。凳子数量不够，大家只能两个人挤在一张凳子上，甚至还有些人只能站着。房间里弥漫着紧张而又充满希望的气氛，仿佛每个人的心中都燃烧着一团火。
冼星海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，今天他索性把这个问题抛出来：“救亡歌咏运动日益蓬勃发展，可我们却没有几首像样的歌曲供大家演唱，大家说说该如何是好？”
话题一抛出，众人顿时议论纷纷。
“确实如此！现在出版的一些歌集，印上寥寥几首救亡歌曲当作点缀，售价却高得离谱。”一位负责人抱怨道。
“没错，不少新歌由于编辑出版工作滞后，无法及时得到普及。”另一位补充说。
“因为找不到群众喜爱的新歌，参加歌咏活动的人越来越少了！”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道。
“我们得推选几个人来编辑出版属于我们自己的歌集。”有人提议。
经过大家一致推举，麦新、绶曾担任歌集的编辑出版工作。随后，人们对正在酝酿中的歌集展开了热烈的讨论：
“我们的歌集一定要挑选能够正确反映现实的歌曲，尤其是新创作和新翻译过来的进步歌曲，要尽量选登。那些与救亡无关的流行歌曲，一首都不要选进来。”
“过去的歌集错误众多，不是遗漏小节线，就是标错高低音符号，而且价格昂贵，对初学者和普及群众歌咏运动帮助不大。这次，我们的歌集最好避免这些问题，并且售价一定要低廉。”
冼星海点了点头，接着问道：“那你们觉得，这本歌集取什么名字好呢？”
大家纷纷为这个尚未问世的“孩子”取名：
“叫救亡歌曲集。”
“叫革命歌集。”
……
麦新拿起一本《生活星期刊》，翻开一篇文章说道：“陶行知先生写的这篇《什么叫大众歌曲》给了我很大启发。文章里说大众歌曲是大众心灵的呼声，从大众心里唱出来，再唱进大众心里去。我觉得，叫《大众歌声》比较贴切。”
大家一致赞同：“这个名字好！”
“就这样定了！”冼星海眼中闪过欣慰的光芒。他知道，这个名字不仅贴切，更承载着他们所有人的期望——让歌声成为唤醒民众、鼓舞抗战的力量。
麦新、绶曾两人开始了紧张的歌集编辑工作。他们从全国各地搜集新创作的救亡歌曲以及新翻译过来的进步歌曲，仔细校对每一首曲谱，确保没有错误。在这些歌曲中，《大众歌声》收录其中的八十七首，内容分为聂耳遗曲、纪念歌曲、救亡歌曲、外国歌曲、中国民歌、妇女歌曲、儿童歌曲，共八类。歌集的封面是一幅木刻画：一位正气凛然、身形高大的工人，高高举着一面随风飘展的大旗，旗上用拉丁字母写着“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”。工人身后是浩浩荡荡的**队伍，大家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高歌猛进。而“大众歌声”四个字，仿佛一道道划破长空的闪电，醒目而震撼。
一天中午，麦新和绶曾拿着着《大众歌声》编定的歌曲稿、文稿以及精心设计的木刻封面，来到一家书店，找到了麦新的一位老同学。
“国新，你在这行摸爬滚打多年，路子广。我们精心编了一本救亡歌曲集，你能不能帮我们把它印出来？”麦新恳切地对老同学说。
国新接过稿子，随意翻动了几下，接着拿出一张八月份的《立报》，为难地说：“麦新啊，你看看，连安娥和任光写的《新莲花落歌》都被查禁了。我反复看过这歌词，真没什么问题，可还是难逃被禁的命运。像你们这样的歌集，就算印出来，也根本不让发行。我看，还是算了吧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搞不好还惹一身麻烦。”
绶曾悄悄拉了拉麦新的衣角，低声说：“走，我有个老乡也开书店，说不定他有办法，咱们去找他试试。”
于是，两人来到光明书店，找到了绶曾的同乡聂光明。
“光明！”绶曾老远就喊道。
聂光明抬起头，又惊又喜：“啊，是绶曾呀！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？”
绶曾顾不上寒暄，直接切入正题：“我这儿有一本救亡歌曲集，想请你帮忙联系一家出版社，你人脉广，肯定能帮上忙。”说着，便把歌曲稿递了过去。
“哦，为这事来的！”聂光明一听，急忙翻箱倒柜，找出一张更早的《立报》，声音都带着颤抖，“绶曾啊，这种事可千万做不得。你看，法租界捕房政治部密探，近日在贝勒路恒昌里口，听见小学生唱《少年先锋队歌》，就加以调查……这世道，查得太严了，咱们可不能冒险……”
聂光明自顾自地继续把《立报》上的文章读下去。等他读完，抬起头时，麦新和绶曾不知什么时候走掉了。
接下来的日子，他们跑遍了上海的不少书店和印刷厂，可得到的都是拒绝，没有一家印刷厂敢承担这本歌集的印刷工作。就在他们几乎绝望的时候，转机出现了。
一天，麦新满脸欣喜地告诉绶曾：“我通过救国会的关系，找到了一家愿意承印的印刷厂！”
绶曾一听，兴奋得差点跳起来，连忙问：“在哪儿呢？”
“在虹口提篮桥附近，不过，是一家小厂。”麦新补充道。
“管它大厂小厂，能帮我们把歌集印出来就谢天谢地了！”绶曾激动地说。
“只是这家小厂从来没有印过歌曲，也没有检排歌曲的工人。”麦新又道出了一个难题。
“事在人为嘛！咱们去做做工作，说不定能行。”绶曾充满信心地说。
麦新和绶曾很快来到了这家小厂。一进厂里，他们就发现这里的条件十分简陋。整个印刷厂只有两大间房子，一间放着两台陈旧的平版印刷机，机器上落满灰尘；另一间摆满了字架，检排和校对的工作都挤在这一间，校对用的两张桌子被挤在黑暗的角落里，光线昏暗。装订和切裁工作更是只能在弄堂里临时搭起的木板棚里进行。
厂长接过歌集稿，简单翻看了一下，无奈地说：“我们厂十几个工人，一开始没一个敢接这项工作。大家推来推去，最后这检歌曲的活落到了克俭身上。”
麦新一听，连忙高兴地说：“麻烦您叫这位师傅过来，我们想跟他聊聊。”
不一会儿，克俭来了，是一位年轻的工人。他看着密密麻麻、复杂难懂的歌谱，一下子呆住了，盯着看了半天，也没看出个所以然。但他还是鼓足勇气，小心翼翼地试着检排了两首短歌。当他用油滚给字盘滚上油墨，打出小样后，惊喜地叫起来：“啊，和稿子一模一样的！”
同事们听了，纷纷打趣道：“克俭，你又学到一门新本事啦！”
“那是当然！”克俭脸上露出一丝小得意。
克俭又打了几张小样，从中挑出两张字迹清楚的放在一边，满心期待编稿的人来校对。
